新时期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结构、特点和发展方向 2019-12-03 06:02

  所谓新时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

  所谓新时期新世纪,即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为主题的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或者说是站在新世纪的起点对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战略考察。

  所谓新时期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结构、特点和发展方向,即站在新世纪初的历史时间点上考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文化结构、特点、实质以及发展方向。

  新时期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主要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近代以来资文化(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主义两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和建设文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文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文化、小农小市民文化以及半资本主义文化七个部分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数千年来上的封建和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度文化,以及星光灿烂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文化是指近代中国以来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以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和建设是指新中国成立在上建立无产阶级(人民)的政权,在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及实行社会主义“一化三改”,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直至党的八大召开前夕的文化制度革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文化是指党中央决定放弃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决定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灿烂辉煌,浩瀚宏厚,博大精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一段历史。这一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产生了儒、道、法、墨、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等诸子百家,文化思想空前活跃,涌现出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争芳斗艳的“百家争鸣”局面,如:儒家宣扬“仁政”,认为“民贵君轻”,主张“法先王”;墨家主张“尚贤”、“非攻”、“兼爱”;道家倡导“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主义的中央集权;兵家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农家提出“衣食之本”等。各家各派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各种观点或针锋相对,激烈辩论,或纷然并存,璀璨争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对推进当时文化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历史性的革新作用。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创造了先进的文明和辉煌的科技成就,引领并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文明进步。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推动和引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以及世界历史文明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此前数千年,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神农氏发明了农耕技术,伏羲氏发明了八卦,创造了捕鱼狩猎术,有巢氏发明建造庐舍,葛天氏发明了乐舞和织布、穿衣。《易经》开启了中国哲学的大门,后背广泛应用于文化、教育、医学等多方面社会实践。

  在医学方面,《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名著,还有吴普的《吴普本草》、李当之的《本草经》、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孙思邈的《千金方》(包括《千金翼方》30卷和《千金要方》30卷)》、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巢元方等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病因病理学专著《诸病源候论》、孟诜所撰《补养方》(经张鼎增补,改名为《食疗本草》)、李濂撰著的《医史》,以及外科鼻祖华佗发明的“五禽之戏”和“麻沸散”、中医学的开山鼻祖扁鹊创造的“望、闻、问、切”诊断法,等等。中华古代的医学成就枚不胜举。

  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子、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亚圣”孟子、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以及董仲舒、王充、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朱熹、王守仁、李贽、徐光启、王夫之等都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在文学艺术方面,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和高鹗的《红楼梦》堪称中国古代四大历史文学名著,批判现实主义杰出作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也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著名艺术作品有: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戏剧。

  在自然科学方面,先秦重要古籍《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古代杰出的农学家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则是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战国时期西汉商高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著有“勾三股四弦五”,是著名的勾股定理。南北朝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科学家祖冲之著有《缀术》,第一次将圆周率(π)值计算到小数点后六位,即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中国元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郭守敬制订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授时历》,应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专著,也是汉唐《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科技成果星光灿烂,浩如烟海,不仅是这种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粹,也是世界历史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还需看到其另一方面,即数千年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种社会制度充满了残忍的压迫和剥削,悲惨和虐杀,迷信和愚昧,落后和保守。在上实行封建,君贵民轻,在经济上实行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高度集中,小农生产方式广泛而漫长地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如: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思想,首先读书在古代对一般平民家庭是一件不可思议的难题,一般家庭并不具备读书的物质条件。在古代希腊,学校被称作“leisure”,意思是王宫贵族的豪华休闲场所,平民被排除在外。在新时期新世纪,“学而优则用,用之优则用”则是更具科学的用人原则。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相伴生存在的“三纲五常”等陈腐的宗法思想,不仅将占据半数社会的女性打压在社会制度生活的最底层,而且严重束缚了人性的自由解放。法家思想曾对秦的兴起和统一国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过于严苛的法律却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了灭杀秦朝的导火索。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因连降大雨而造成误期赶到长城的杀头之罪。若非秦法如此严苛,则存在农民起义暂不发生的可能,存在秦朝继续统治的可能。封建社会因注重农业经济导致重农抑商,严重迟滞了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清朝末年的思想保守大员迷信愚昧盛行,甚至将西方先进科技诬为“奇技淫巧”。由此可见,对待中国历史文化必须坚持必须辩证地认识,在保持其历史继承时必须进行批判、甄别,实行“扬弃”原则,即: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与此相反,如果照搬照抄,完全接受,或者彻底否定,盲目排除一切,就会犯复古的保守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当人类历史进入十七世纪中叶,欧洲的城市商业经济已经发展到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首先在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以其先进的生产方式为世界资本主义开辟出了一条血淋淋的掠夺之路。十八世纪前半个世纪,英国、法国等欧洲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行了工业,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十九世纪后半期,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美国、日本等不仅完成了资产阶级或革新,而且已相继完成了工业。而此时中国的大清帝国则是世界最大最富有同时也是最完善的封建帝制国家。由于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清末为避免海盗袭扰和鸦片走私等而实行的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落后的社会生活与西方先进文明的隔离。鸦片战争的“船坚炮利”摧毁了大清帝国的大门,粉碎了封建统治者的美梦,封建帝制逐渐走向崩塌,也刺痛了无数爱国志士的热血心肠。正如资产阶级维新派志士谭嗣同发出的豪壮悲鸣:“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厄运,中国近代历史的思想文化界曾发生了四次大的辩论:地主阶级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顽固势力的论战、资产阶级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与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每次辩论都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不同的主题,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和新的主张。

  第一次论战:地主阶级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论战,发生在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继承和发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倡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想,主张在维护固有制度和纲常礼教的前提下,采用西方的实用科技“兴办洋务,富国强兵”。顽固派则主张以“忠信为勇,礼仪为干橹”,反对“西学为用,师事夷人”,视西学为“异端邪说”,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此次论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夷夏之辩”的保守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窗口。

  第二次论战: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守旧派的论战,发生在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革除旧弊,变法维新,倡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兴办学堂,开发民智民力,封建地主阶级守旧派则坚守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不可变法”,民权必乱。此次论证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引起广泛社会影响,国内知识分子眼界大开,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达以传播。

  第三次论战:资产阶级派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论战,发生在1905年到1907年。派主张打到清朝政府,推翻帝制,以手段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维新派则认为会导致血流成河,灭种,“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反对土地公有,反对平均地权。此次论战关键是要不要暴力推翻清朝统治,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等问题。论战内容划清了和改良的界限,使更多的人冲破改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思想的传播,推进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第四次论战: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发生在1919年7月到1921年7月。这次论战不仅是新主义与旧主义之间的论战,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则是代表中国社会未来不同发展方向、不同前途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论战。

  第一次辩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倡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想,仍然坚持维护封建制度和纲常礼教,仅仅主张采用西方的实用科技“兴办洋务,富国强兵”,而没有认识到隐藏在摧毁大清帝国大门“船坚炮利”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洋务运动”因根深蒂固的封建和吏治的痼疾而功败成垂,宣告失败。在第二次辩论中,封建地主阶级守旧派坚守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不可变法”。资产阶级维新派试图以改良途径和脆弱的力量来触动封建帝国的根基,削减王权贵族、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和特权,遭到了惨痛的失败,“戊戌变法”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救国的方案夭折。第三次辩论发生在资产阶级派和改良派之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认识到改良的救国方案行不通,毅然决定实施救国,并提出了以“民权”取代封建,以“平均地权”取代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但是,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未能认识到广大农民对土地迫切需求以及近代中国新产生的现代产业工人性,因此找不到强大而深厚的动力,未能承担起中国资产阶级历史使命,直到晚年才认识到必须“唤醒民众”。而此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列强竞相发动战争争夺世界落后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社会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已被世界各国列强所。发生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即是以“”、“科学”为核心理念,反对封建、迷信愚昧的文化思想解放运动。第四次论战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之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迅速传播有几种原因:(1)列宁领导的十月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工阶级政权,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新的救国方案;(2)“五四”前以“”、“科学”口号为核心理念的新文化运动严厉抨击了封建和迷信愚昧,同时充分宣传了资产阶级的主义思想,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发挥了启蒙作用,中国人民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3)资产阶级改良派、派的救国方案接连失败,已被历史淘汰,即将退出舞台。(4)中国的现代产业工人达到了一定发展,且具有如下特点:①性。受压迫最甚,性特别坚决,不会产生工联主义;②纪律性。国内没有议会之路可走,且很多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国;③集中性。集中在全国几个大城市。

  旧主义与新主义是中国的上下篇,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历史逻辑关系。这两者以“五四”为分水岭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旧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主义救国方案,领导此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派,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新主义主张的救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此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目标是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府和工人阶级共和国。之所以以“五四”为分水岭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因为在“五四”中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登上了斗争舞台,开始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领导中国的先河。

  一般来讲,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任务,然而,在中国,这一任务却历史地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肩上。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之所以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主要原因是:(1)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由自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由开拓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市场转变为争夺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起的与老牌的帝国主义之间开始了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被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所压制,并为其侵略战争;(2)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仍然极其微弱,无论在外国资本的强制打压下,还是在中国官僚地主阶级和自然半自然的小生产方式的挤压之下,都难以摆脱其在夹缝中生存的艰难处境;(3)西方资产阶级的在中国已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魅力,丧失了对中国激进的主义者和救国方案的力。中国资产阶级的不仅为中国的反势力所,也被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所打压,正如指出:历来中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选集》第2卷,第673页)多年来的失败、党内的,以及中华大总统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尊孔复古”的历史逆流,使得资产阶级派领袖孙中山深感筋疲力尽,山穷水尽,有心杀贼,无力还天,直到1924年1月在国际和中国党的帮助下才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造成了推翻中国封建军阀统治的大形势。

  但是,新主义与旧主义存在着质的区别。无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都是以阶级为前提的,都是阶级的,并由此决定了的结果和将要建立的国家的性质。什么是阶级?1919年6月, 列宁《伟大的创举》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正如阶级一样,的内涵首先也是一个经济概念,即的必须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其次才是一个概念,即在上的自由平等。否则,如果承认上的,而不享有经济上的,就是空洞的。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的本质区别即在于此,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的本质区别也在于此。在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内,上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政权,经济上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工人阶级自由权利无可选择地就成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一切资产阶级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成为赤裸裸的空话。美国电影《生死狙击》中参议员在片尾的台词倒是很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实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共和党,没有什么党,也没有什么社会党,或者自由党等,有的只是穷人或富人。换句话说,只有资本与劳动力,只有剥削和被剥削,只有生存和被杀戮,只有战争和灭亡。其自由、、博爱、人道、民权等花言巧语、人性原则、人道主义荡然无存。而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客口头上却仍然千篇一律地,堂而皇之地,自欺欺人地,不厌其烦地散布着纯粹的谎言:“我们是为了人类自由世界而战”,即使是取消了那部分人的生存权,灭绝了那部分人的生命。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工人在过去两年“占领街心花园”行动中提出“增加富人的税收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也不难理解开展占领纽约华尔街、占领伦敦运动的时侯,即遭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围堵、驱散和弹压。正如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这就是国家的实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也不例外,就是对工人阶级的暴力统治。

  也正因此,“五四”后,中国派的阵营发生了分化,其激进的主义者胜利的鼓舞下,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感召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毅然选择了道路,在此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资产阶级的。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微弱,中国现代产业工人数量并不大。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有10万人,到1914年达到100万人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近代民族企业迅速发展,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也迅速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达200万人左右。人数虽少,却是性坚决、纪律性强、便于发动。只要广大的中国农民形成一种合唱,就能发挥领带阶级的作用,就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此外,还要与中国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建立统一战线,实施“两步走”战略,先实行新主义的,再进行社会主义,而不是将新主义与社会主义一同进行,“毕其功于一役”。

  新主义的胜利是民族的胜利,因为它从此改写了中华民族进入近代以来屡造西方侵略,饱受列强欺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惨痛历史,使得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解放,恢复了国家主权,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完成了民族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党领导的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为进行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共和国做了准备。

  中国党在其创建后经过北伐战争、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28年的奋斗,于1949年建立了人民的新主义共和国。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往一切势力施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都被彻底粉碎了,中国人民又重新获得了生存发展的权利和资格,得以运用自己的主权和尊严参与现代社会和国际事务。共和国使中国人民能够广泛地追求、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本条件。

  新主义的胜利在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一使得中国中国人民恢复了国家主权和民族解放,人民的体制虽然在上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但在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依然十分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停留在自然半自然的落后状况中,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少数人所得而私”以及大资本家仍挣扎着力图操控国计民生。“新主义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为党和人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任务,为中国社会提出了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

  七届二中全会即已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在中央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著作选读》下册,第704页)。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由于建国初期经济、技术水平落后,经济建设的第一目标是实现工业化,这是因为旧中国的工业几乎是空白,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坦克都不能生产出来。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和现代化的国防”。(《周恩来文选》下卷,第132页)。在此,中国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任务,并将两者紧紧联系在一起,和现代化都是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性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在社会主义“三化一改”进程中,中国党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性地实行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民族资本(十分之二),限制、利用、改造。限制其不利于国民经济。1949—1953年,主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向私人工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人商业实行经销代销,引导私人经济联系国营经济,初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渠道。特点:实现“四马分肥”,34.5%所得税上交国家,30%作为企业公积金,15%作为工人福利费,20.5%作为资方红利。到1956年底,全国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有四股股东114万人,股额24亿。1956—1966年,国家付给资本家年利5%,7年为期,届时延长3年,资本家共获利32.5亿。其中,“四马分肥”阶段13亿,“定息”阶段11亿,支付高新8.5亿。这是不等价交换,却购买了一个阶级——“赎买”,在中国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是将其纳入到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

  对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个体农业,中国党则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性地实行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差表现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至此,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新主义的胜利,主权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为社会主义和建设发展创造了条件,也取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将数千年来盘踞在中国广大农村根深蒂固的小农生产方式实行了彻底的变革,彻底废止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根本上切断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周而复始的由富农到地主土地集中到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物质基础,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准备了经济条件。纵观三十多年的奋斗历史,中国党诞生后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既包括民族、社会,也包括更加深层次的经济。这些多层面的胜利成果即酝酿和滋生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革新、由此开始。更难得的是,这些成果还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进步发展。“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是以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项目为中心,以694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开启了中国的全面工业化大门,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或者说“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存在的严重弊病,一个是苏联国内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个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鉴于此,中央及决定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此方面,具有标志性的思想理论成果包括: 《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基本矛盾的决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次具有开创新历史意义的重要讲线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参加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和反的关系”、 “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问题要求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中国的经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同年9月15日,党的八大明确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报告进一步指出:“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根据党的八大决议制定了第二个五年(1958-1962)计划。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中国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明确划分了敌我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认真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党的八大确立的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的基本矛盾,认识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等,这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具有创新意义。但是探索的过程中还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难免发生错误。其中在1957年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庐山会议后期,发动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针对这些错误,中央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1960年冬,党中央和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还给被划为“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分子”帽子。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犯过严重错误,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 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借债款项)。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致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大”的全面展开是对过去“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不清不彻底的继续延续。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发生的,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家所犯的错误。”(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同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错误难免发生。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理解其内涵及其实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方案相比还不够,还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是从苏联嫁接、建立在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的中国封建社会基础之上,是特指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其实质是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同时也不超越必要的发展阶段,这是社会生产力的客观水平所决定的。

  在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制度,中国党领导的合作和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于建立在根本制度基础之上的体制,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一文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方面和对派的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 “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他同时明确说明:“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在文化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立在此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文化的不断创新历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再次强调了为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技、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1982年,十二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发扬,并使生活制度化、法律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87年,十三大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进程,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年,十四大根据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伟大实践,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形成。1997年,十五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归结为以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理论,明确规定:中国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大会同时做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文化建设。2007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会遇到许多困难的问题,所以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还很长。回顾历史,从中国的二十年代进入现代社会到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中国党为了国家的解放和现代化的建设,经过了长期的奋斗和追求。历史证明: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社会当今的文化既不能脱离现有的实际,也不能完全根除其历史痕迹。从上述看,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半殖民地的封建文化、小农小市民文化、传统文化(包括旧主义文化和新主义文化)、半资本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今的中国社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在上,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宗法文化。中国古代史主要是以封建社会的帝王制度为主要部分。在经济上,中国广大农村漫长地存在着封建地主阶级土地高度集中占有制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在文化教育上,尊崇孔孟之道,推行三纲五常之伦理,在本质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2)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渊源数千年,浩瀚似大海。哲学、医学、药学、建筑学、文学、军事、教育、艺术、生产、科技等各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名符其实。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科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军事家、家、艺术家等群星灿烂,其杰出成果璀璨耀眼。中国古代历史曾经孕育了先进和文明,铸造了世界上最宏大强固的封建帝国制度,达到封建文明的巅峰。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中国人民的革新、反抗和。腐朽的封建清政府不能“内发新机”,所以“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失败。太平天国未能提出新的社会革新方案,资产阶级维新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社会阶层,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由自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由争夺世界商品市场变为占领世界资本市场,直至新旧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剧烈激化。太平天国农民、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等,甚至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军阀混战都是革新与守旧、与保守的矛盾斗争。(2)资产阶级革新文化,资本主义微弱发展。中国几乎历代封建帝王都实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推崇天下万般事,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观、价值观,官本位、权本位思想观念十分浓重。资本主义虽然在北宋、明末、清末都曾有微弱的萌芽,但在强大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面前只能窒息于襁褓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近代社会虽然有些发展,但由于国外到十九世纪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必然为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军阀势力所共同打击,国内遭受封建的自然半自然经济方式的阻碍。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有10万人,到1914年达到100万人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近代民族企业迅速发展,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也迅速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达200万人左右。但是,尽管中国产业工人数量队伍有所壮大,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太大,仅约占0.5%至0.7%,而且这部分工人还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进入近代中国社会以来,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西方帝国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在上清政府变得奴颜婢膝,统治集团内部则产生了洋务集团和投降派,在经济上产生了买办经济和买办阶级。尤其是在武器先进的军事帝国主义侵略杀戮面前,表现的恐慌和畏惧,为博得某帝国支持而不惜出卖中国利益。于是,进入中国近代社会以来汉奸的投降的的媚外的恐外的崇外的半殖民地文化便由此产生,至今仍然还在阴曹地府的夹缝中偶尔发出噪音。可见,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包含着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资本主义、革、科学进步等文化特点。

  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战斗的不妥协的战斗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的主义者阵营发生了,一部分激进的主义者认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的武器。但是这场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其领导者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其前途是建立社会主共和国,而不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实现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国是一个内无,外无独立的国家,的特点只能武装途径这种“单一”的的方式。对中国的斗争方式,斯大林也给予了精辟的概述:“在中国,是武装的反对武装的反。这是中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的优点之一”。中国的主力军并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由农民来承担主力军的角色。要发动农民,就必须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土地就成为的根本途径。为此,就必须将的中心放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积蓄力量,最终占领城市,管理城市。

  由于中国农民在党内等阵营内表现出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成分,中国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走向胜利,就必须与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实现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化,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建设。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党领导、爱国主义、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土地、党性建设等就成为新主义时期的特点。中国党在领导新主义进程中创造了思想主体文化,或者说新主义文化,也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这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珍贵财富的一部分,在新时期新世纪必须大力宣扬,作为学习榜样,做人的楷模。这是中国党人的道德价值、精神规范、伦理价值。

  新主义的胜利为进行社会主义奠定了前提条件,主要表现在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同时新中国建立初,华北等广大地区已经实行了深刻的土地改革。以“三化一改”为根本内容的中国社会主义通过和平途径达以进行,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取得胜利。这是又一次伟大创新,实现了列宁曾经试图以“和平赎买”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所未曾成功的先例。

  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次意义极其深刻的社会。这次不仅废除了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国家工业化创造了土地资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而且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战略性基础,开启了新的大门。“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因此中国党立即着手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新课题,如何建设,正如1950年4月7日,陈云在出席政务院第二十七次政务会议上谈到物价跌涨不稳时指出:“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4页)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继反右扩大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后,由于对中国所处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没有准确把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清,逐步形成了全局的长时期的“文化大运动”的错误。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文化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至新时期新世纪的今天。三十多年来,已由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核心实质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城市化、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小生产方式必将被工业化、现代化生产方式取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权利不断完善,现代科技不断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明不断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因素不断增生,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生的过程。

  综上所述,新时期新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由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小农小市民文化以及半社会主义文化等因素构成。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因素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是核心与外围的关系,一元与多元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主体基础与其他文化因素的主导与跟随、主体与附属的关系,是不断增生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与逐渐减弱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文化生态竞争关系。

  当今中国,最落后的文化因素当属至今在中国农村依然广泛存在的小农生产方式和广泛分布的以小城镇特征为代表的小市民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两种生产方式相伴生伴存的小农小市民的价值、意识、理念文化。作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代表的封建文化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但因受小农生产方式的限制,封建的宗法的小农观念意识的残留依然存在。由于这种观念意识落后、保守、腐朽、愚昧,因此必须予以和批判。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则理当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为新时期新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民营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中国广大区域的农村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已然存在,反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文化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在小农生产方式转向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还夹杂着一个梦想进入大资产者阶层的小资产的生产方式。如果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是灾难,而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比则是福音。社会主义若不能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就只能与封建主义文明相嫁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与小农生产方式相比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以小生产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经济,其本质属性已决定了必然让位于大工业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农业经济无法摆脱或避免参加到工业化的进程中,或将必然“被加入”到工业化的进程中,小农生产方式必然被大生产方式代替,手工劳动必然被大机器协作劳动代替。农民田园诗般的小农生活必不能持久,无论给予农民再多的真挚的同情,企图或避免农民进入工业化进程中的痛苦都无济于事。而企图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占有,以避免大生产给农民带来的灾难也是枉然,那只能是在拉历史的倒车或阻止社会的进步。正如恩格斯在《法德农动》就大农、中农、小农经济所作的的论述:“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社会化大生产代替小农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维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既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既不允许出现一个资产阶级,也不允许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或既得利益者阶层,特别要注意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和价值观念。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只在于促进小生产方式向工业化的进步,适利用其积极的一面,是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分,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前途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仍占据主体。

  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今天仍不失其先进文化价值。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的大众的科学的的文化。其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是一切愚昧、落后、保守、腐朽的伪科学,其推崇的是先进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文化和科学理性的文明文化。毫无疑问,这一新主义的进步的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会继续发生积极作用。

  新时期新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由封建思想观念残余、思想文明璀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由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资本主义、革新、科学进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由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党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土地的新主义文化,由以“三化一改”为根本内容的中国社会主义“和平”的文化,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文化以及发生的反右扩大化、“”、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运动”的错误等文化,由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文化,由已经确立并在继续不断增长着的社会主义文化,由依然依然广泛存在并正在发生变化的小农小市民生产方式文化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等构成。其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会继续促进新时期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进步,资本主义文化则具有消除小农小市民生产方式及其文化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进步作用,新主义文化是新时期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时期新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主体,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时期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新时期新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由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小农小市民文化以及半社会主义文化等因素构成。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因素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是核心与外围的关系,一元与多元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主体基础与其他文化因素是主导与跟随、主体与附属的关系,是不断增生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与逐渐减弱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文化生态竞争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点是上实行无产阶级(在中国实行人民)的体制和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以及反应这一经济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是特指建立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社会废墟上的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之上,还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状况出发,将社会历史进程中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取代小生产方式,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的补充方式,将先进的资本主义因素作为代替落后的小农、小商品经济因素,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必要补充,而不是泛指一切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经的生产方式和发展阶段。

  早在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1956年12月5日,在与陈叔通谈话时指出:“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消灭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有进步的文化。地主只有古代文化,工人阶级有这个财富是好事情,工人没有文化,资本家有现代文化。(顾龙生:《经济年谱》,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12月7日,毛他在与民建、 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话时再次强调:“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195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页)。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2)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建国初“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不能生产”的一穷二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比,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基础已发生了历史性的质的飞跃。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继续为民营经济创造了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中国的民营经济就不能前进一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具有强大雄厚的实力基础、先进完善的管理制度、新颖创新的制度理念、鲜明的人民的性质,因此获得了广泛的人民支持、拥护和强大的生命力。正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具有如此最基础性的社会资源优势,才能在客观上无可替代地承担了带动民营经济的强大动力。一则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完成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还没有实现全社会的现代化,全社会的生产力现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和层次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取代小生产方式,同时推进并增长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因素仍然存在广大的时空;二则现代化的国有企业不仅能为民营企业创建广泛的商机,而且其先进的管理经验、生产技术等都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发挥着极大的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和引领作用。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虽然在资源和市场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着基础性、主导性的根本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共同战略任务上则是一致的。在此,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助互济、互利互惠的作用就是其主要的积极的社会作用。这种经济成分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纯粹的资本经济,而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也正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挤压民营经济生存空间”、“国与民争利”等说法是根本错误的荒谬认识。其一方面不符合客观实际,另一方面极易错误导致“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毁灭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来,与其相伴产生、存在的是作为这种经济成分的代表——民营企业主阶层。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生的民营企业主阶层既不是以往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买办的官僚的资本家阶级或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资本密切相连的民族资产阶级,更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意义的西方资产阶级。改革开放新时期产生、存在的民营企业主阶层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相应党的号召,符合的政策;(2)坚持党的领导,服从无产阶级领导;(3)是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私有经济成分;(4)受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资本职能受到节制或限制,避免了资本的“原始狂野型”;(5)私有经济的作用和目的不是纯粹为民营企业主阶层,而根本上是为了活跃社会生产力,利用相对先进的资本经济取代小生产方式,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6)民营企业主阶层具有建设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投资者、经营者以及劳动者等多重角色,其经济成分的实际作用及发展方向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7)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其发展不允许产生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或“既得利者阶层”,更不允许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8)私有经济虽然存在“有限剥削”,但其主要作用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的财富”,其主要的根本的性质已不是资本的剥削,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成分。(9)改革开放新时期产生的中国民营企业主阶层既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也不能在上作为一单独的阶级存在,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国党是其领导者和忠实的利益代表者。(10)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新产生的民营企业主阶层虽然其经济成分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其在上属于人民的一部分,但是并不能忽视或否认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存在,更不能对个别存在的狂野性的飞扬跋扈的违法乱纪行为等闲视之,必须纳入法治、教育轨道,加强其对自身经济地位、历史作用、党的政策等相关政策的学习和认识,并给予其过硬成熟者参政的机会,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

  新时期新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由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小农小市民文化以及半社会主义文化等多重因素构成。既然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因素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是核心与外围的关系,一元与多元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主体基础与其他文化因素是主导与跟随、主体与附属的关系,是不断增生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与逐渐减弱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文化生态竞争关系。那么,先进与落后、领导与被领导就必然发生矛盾和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则是人类社会的新课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是人类的新课题。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袭扰还会时而发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会不断受到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袭扰,冲击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在国内,存留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封建的官僚的思想观念、中庸之道、宗法崇拜、愚昧迷信等传统文化中糟粕沉渣泛起,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和剥削意识还会长期而广泛地存在;在国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还会不断涌入国门。这些思想之所以在中国存在,是因为在中国广大区域的农村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已然存在,反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文化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在小农生产方式转向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还夹杂着一个梦想进入大资产者阶层的小资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若不能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就只能与封建主义文明相嫁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客观存在并正在不断地由小农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前进的步伐,同时梦想进入大资产者阶层的思想观念也不断产生着。这就是中国社会资产阶级思想不断滋生的温床。又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外开放已成为中国的重要国策,在外国先进文化思想进入中国的同时,也难免其糟粕的成分鱼目混珠,泥石俱下,一同涌入。对待历史文化和外来文化,关键要做到对中外文化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实际对待上,必须给予和批判,这是性体现。如果与此相反,对中外文化不加分析辨别,不反对其糟粕,则会不断啄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安全将受影响。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彻底排斥资本主义已有文明,是保守和自封;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错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社会历史继承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需。

  任何政党都来源于其所代表的阶级,中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中国党的广大干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来武装。党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和指导,就会精神匮乏,营养枯竭,就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就会失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进方向,就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化。理论是思想的表达,是战斗的武器。殊不知,没有理论,就是没有战斗的武器,就没有文化,就是贫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锋战士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若不学文化,不学理论,就是甘当俘虏,就是自愿放文化弃意识形态阵地固步自封,作茧自缚,不懂得如何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没有科学的真理作指导,就没有成功的实践,就没有社会的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中国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为指导,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的毫不动摇,对主义伟大理想的忠贞不渝,才会有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牺牲奉献的大无畏精神,才会有忠贞不屈、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才会有浩浩荡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才能永葆先进的青春,才会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功实践,才会培养出广大干部的实干实战的能力和健康纯洁的作风。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坚决必须反对来自于国际国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影响,必须坚决国际国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侵蚀。在是非面前,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都要亮明态度,弄清是非。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孰是孰非,明白清楚,含糊不得。否则,就会造成模棱两可思想认识,就是是非不分,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的表现。这是检验一名党员信仰是否坚定和觉悟高低的标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神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将来还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实践的功能在于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而真理的价值则在于科学地指导实践。在承认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功能的同时,否定真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理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实践则成为与真理相脱节的事务主义,大大失去了实践的意义。为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发现真理,把握真理,坚持真理。以科学真理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献身于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否则,就会走入实践的误区,陷入主观臆断,官僚作风的泥潭,就会成为“山野村夫”而被拒绝于科学的殿堂之外。

  文化的核心实质是道德价值,亦即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评判准则,或者说人生观、价值观。善于纠正缪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是达到道德价值巅峰的必然途径。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干部要信奉科学,要把科学真理当作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要善于科学调研,科学分析,科学判断,科学决策。要善于发现真理,更要坚持真理,并检验真理。领导干部的工作,若不坚持科学真理,就必然陷入谬误。二者必居其一,舍此无它。因此,党的一切领导工作都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谬误的战斗。

  置于新时期新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即使没有完全实现,但其作为一个概念已经变得陈旧。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迫切需要实现全社会的现代化,建立现代化的文明、现代化的社会管理、现代化的企业制度等等,创建全社会的现代化价值理念,以全社会的现代化理念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发展体系,以先进的社会意识推进全社会的文明进步,以先进的文化引导社会发展,以全社会的现代文化价值理念培养出具有现代文化、现代人格、现代价值的社会主义新人统领的社会主体。可以预见,新时期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将不断沿着民族的的科学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明不断进步创新的方向发展,以全社会的现代化文化塑造出具有现代价值的社会主义人格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所谓民族的文化,即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新时期新世纪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所谓的文化,即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充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建设社会主文明;所谓科学的文化,即不断以先进的价值理念引领和指导时代创新,以顶尖科技引领新时期新世纪的改革开放,以科技产业支撑民族的发展,实现全社会各行业的科学进步;所为现代化的文化,即有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转向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建设,通过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以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创建新时期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结构体系;所谓社会主义的文化,即非资本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更不是封建的文化,而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道德价值的先进文化。(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