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中诸机制理论的问题与理解范式的回应 2019-11-12 04:05

  :王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斯特拉斯堡大学欧洲活跃实验室(UMR7367)客座研究员,博士;程薇瑾,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江苏 苏州 215123

  内容提要:围绕历史和历史性(historicity)的争论是历史社会学面临的首要方问题之一。区别于诸种机制理论,特别是以自然主义为背景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哲学为背景的历史主义,并且同时出现在社会学内部和外部,一些学者强调了“历史地”理解的重要意义。非实证主义的逻辑学揭示了普遍法则和语义逻辑分析在面对社会科学时的无效性;这与理解范式高度一致。本文通过对冯·赖特、韦伯、齐美尔等人在方中涉及历史问题的分析指出:史学和社会学共享类似的方,这种方既非实证主义的,也非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的。这种方并非将历史当作外在于人的时间流或背景;相反既强调了历史本体中的人及其行动,又强调了研究中的历史维度。区别于自然科学或历史主义的机制法则,理解范式从人及其活动这个历史本体出发,强调包括历史在内的人的独特性。这也为一门基于人且为了人的人本主义取向的历史社会学提供了方上的可能性。

  无论是史学还是社会学,实际上面临着的都是归因以及如何归因的问题。例如,决定什么是“欧式”或什么是“中式”的,究竟是地理或经济因素,还是精神或思想遗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事实上会不可避免地导向两个相悖的关于历史性的观点,每个观点代表了一种知识理论。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只是自然法则、历史法则或其他先验(a priori)绝对观念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历史,是指一系列法则或机制的后果在时间上的先后呈现。另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就是人及其活动,并在后验(a posteriori)意义上塑造了各种法则或形式观念。那么无疑,人的独特性就是历史的独特性,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超验的绝对法则或意志。如上例中,对“什么是欧洲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彼此之间缺乏调和的可能: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是地理或概念,在统一的自然或精神内部,包含各种差异化的文化族群。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地认为,欧洲是一个文化演化的概念,自然或其他规律并不起什么决定作用。①而在“历史是史还是文化史”这种足以引起史学家兴趣和争论的问题之前,本文试图回答的是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历史是法则的还是独特的?这两个层面是否有弥合的可能?如果可能,又是如何运行的?

  G.希尔贝克在《时代之思》中指出:“(动物)……既不能道德地行动,也不能不道德地行动,而只能非道德地行动,不负任何责任和义务。”②这意味着,生产了道德观念的价值问题是社会科学面临的核心问题。而历史作为人之活动在时间维度的总和,也具有同样的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同样认为:人是唯一的历史动物;动物既不能历史地行动,也不能不历史地行动,而只能非历史地行动。所谓自然历史或史前史只是按照时间序列排列的“历史上的自然”。

  历史因此成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核心特征之一。而无论理性还是感性范畴,动机、情感、意志、理性计算,或基于它们之上的行动、感受、心理活动、商业能力等等促成了历史的因素,就成为对人的历史和历史的人进行阐释的唯一可能途径。如果说只有人能历史或道德地行动,那么道德(及其背后的价值)和历史之间的耦合,既不是纯粹的自然,也不是某一因素决定另一因素的简单线性因果律。非实证主义取向的逻辑学家们,特别是冯·赖特在此方面的工作,非常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在社会学内部,经由韦伯和齐美尔等人所形成的理解范式自始至终强调含有“历史的”维度的理解方。这种历史的理解方以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为基础,强调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在方上的高度一致性。它既拒斥了取消历史的自然主义式实证主义方,又拒斥了因过度强调抽象的历史理性而将社会和人置于附属地位的黑格尔式历史哲学。无论是自然主义下的实证主义还是黑格尔式历史哲学,都把对抽象的普遍法则的寻求预设为社会学和史学研究的目的;相反,一种包含历史维度,又不陷入任何历史决定论的理解范式更好地回应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衔接。

  本文通过对普遍法则范式和包含历史维度的理解范式的比较,经由针对“因果性”做出的语义逻辑分析和对韦伯、齐美尔等人的社会学理解范式的分析,揭示如下观点:(1)人的社会行为同时塑造了历史和价值,并明显区别于自然的或历史主义的普遍法则。(2)历史学和社会学分享类似的方。这种方同时拒绝忽视情境的历史哲学和忽视历史的自然哲学。(3)对社会现象及诸现象间因果性的寻求——如果这被称为社会学的话——因此内在地需要更为注重历史维度的分析和思考。作为专门科学门类的历史社会学,和与之相应的对于历史性(historicity)的阐释,也只能在史学和社会学的方联结而非互斥之后才可能建立。

  包括史学和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一直面临着两大理论传统的冲突:实证主义传统和基于阐释(hermeneutics)的理解(verstehen[德])范式。在社会学史上,实证主义在孔德和密尔那里更多指向的是反对“天启”式的和形而上的经院哲学,转而强调认识的实践性取向。③但自18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相对于社会科学的优先发展和影响,让当今的实证主义在强调实践的同时,事实上还加入了默顿所称的中观范式这一认识论基础,和拉扎斯菲尔德等方个人主义者所强调的对数理关系的倚重。④冯·赖特在其经典著作《解释与理解》中将当今的实证主义总结为:

  “(实证主义)主旨之一乃方法一元论(methodological monism),即,认为各种不同主题的科学研究在科学方法上具有统一性。另一主旨是:认为严格的自然科学(尤其是数理物理学)设立了用以测量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所有其他科学的发展和完善程度的一种方理想或标准。最后的第三个主旨是一种关于科学解释的特有观点。此种解释,从广义上看,是‘因果的’。”⑤

  理解范式则立足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主要传统,强调寻求法则的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无效性,并因此宣称一种基于描述,进而建立在对象的独特性和意向性之上的情势因果性。前一种传统试图将任何事件、现象、个体进行科学归类,进而用经典的归纳-演绎法则导出普遍规律。逻辑学和因果性因此处于耦合状态:符合逻辑即意味着因果性;反之,不符合因果性即意味着逻辑上的谬误。无论是否承认,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将历史事实或社会现象当作规律的产物。后一种传统则常常被攻击为前科学的、目的论的、有灵论的和形而上学的。两种理论传统之间缺乏相互融合的可能。至于由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理性论,则成为两种传统的一种奇怪的叠加,它既用超验历史理性简化了具体的事实和现象,又将民族(或国家)升格为超验理性的世间代表,从而完成民族和抽象精神的合一。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实证主义目的论”的。

  哲学界从维特根斯坦开始也受到这种的影响。以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为核心的逻辑实证主义将语义逻辑当作实证线索。⑥因此,社会科学面临的是“纠正逻辑谬误及其历史和社会影响”这一任务。冯·赖特同样鲜明指出了这种观点反映到史学学科之后的后果:“根据亨佩尔的观点,之所以在历史解释中缺少对于一般法则的充分表述,主要是因为那些法则太过复杂而我们对于它们的认识还不够精确”。⑦换句话说,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史学和社会学缺少一般法则的原因,是它们的低水平发展这个现实。

  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以极大的热情创造出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专门知识,并试图用这种专门知识来取代常识。但他们中很少有人正确认识到,历史和社会事件中的行动者并不是无逻辑谬误地行动,而是历史地行动。其结果是,逻辑实证主义所隐含的进步主义观念,在自我宣称完成了进步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在固化了自己所属的学科的同时,将自己塑造为“知情人”或“术士”(doxosophes)并醉心于此。⑧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开展的对历史和社会现象的语义分析往往不考虑行动和观察两个层次上主体的特征。一方面,语义分析过程在脱离具体行动情境的条件下抽象出行动者的观念,并让这个由于太完美而并不真实存在的人成为“最低限度正确”的行动者代表;另一方面,观察者处于因占有或垄断逻辑知识而超然的超级力量(super-puissance)地位,操纵那个被称为“人”的行动者玩偶。那么,具体历史和社会现象就被还原为包含事件的时间流,并被称为历史——这是一种排斥人的活动及其现实效果的历史。

  我们认为,为了克服这种取向带来的问题,在考虑历史或社会事件的因果关系时,必须区分原因(because式的因果关系)和理由(in order to式的因果关系)。M.Natanson在其为《舒茨全集·卷一》所作的导言中也强调了这个区别:“包含了要达成的目的、要取得的目标的行为叫作in order to式的,基于行动者的背景、环境或心理设置的行为叫作because式的”。⑨Natanson的这种阐释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但尚不够细致。我们有必要借助适当的逻辑工具,从时间和行动的联系出发,来对其中的机制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在行动或者说现象层面,此刻的行动者为时间上的原点。相较于时间原点,“原因”总是意味着对行动者而言,其合理化根据来自过去的一个时间点上的事件。同理,“理由”则总是意味着对行动者而言,其合理化依据来自未来的一个时间点上的事件,如图1。

  那么,行动者在现象中的理性化过程,或说行动选择的依据,就建立在两个过程之上。在第一个过程中,行动者以原因探求为目的,寻求对某一前在现象的判断;之后,行动者以这个判断为基础,向自己的行动提供意向性。无论是T0—T1过程,还是T1—T2过程,都受到诸如文化、认知水平、情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个体在行动选择的合理化过程中明显具有多样化、差异化的特征。这些因素之和最终导致了,逻辑在实践中并非总是有效。或者说,逻辑与实践在实践中处于现实的对立状态。

  其次,在科学或知识层面,行动层面两种因果性的差异也决定了科学结论上的两种因果性差异。请见图2。

  以观察者为时间轴上的坐标原点,那么对一个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的归因,会表现出符合because式因果关系式的机制探寻,和符合in order to式的因果关系的意向探寻两种主要的归因可能。

  在前一种对原因的寻求中,两个现象A与B间呈现“如果……就……”的紧密联系。行动者作为事件的参与者,表现出的是对某一前在现象A的应激反应,而其应激行为导致了现象B。在这种情况下,对行动的合理化过程进行的阐释以概率事件的方式从外部完成,行动者本人的特征不具意义,数个行动者之间也往往可以进行替换。举例来说,如果某一场经济危机被认为是某场战争的原因,那么经济危机这一前在的现象被认为刺激战争这一现象出现;反过来,战争被认为是对经济危机的应激反应。战争的决策者只是这个应激-刺激过程的产物,其本人并不真正关涉到两个现象间的关系。那么,用另一个个体来代替发起战争的决策者,并不能避免战争的出现。

  而在对意向的寻求中,现象A与B间并不是“如果……就……”的紧密联系,行动者的身份并不是参与者而是决定者。在前面一种情况中,原因式因果关系仅仅将行动个体当作应激主体。这就是说,外部的条件成为事件的推动者,行动者只负责对来自外部的刺激进行符合普遍法则的回应。相比之下,面向意向的理解探寻的是行动者本人的自由。从外部世界进行的数据计算和对概率进行的统计则不是事件的推动者,而只是参考因素。不言而喻,这种意向式因果关系不可能不考虑到行动者的心理因素,无论这是个体层面的心理因素还是群体或约定俗成的心理因素(conventional psychism)。

  由此,我们发现,首先,在行动层面,原因和意向两个层面的因果联系以一种杂糅的方式出现。行动者既将行动选择的依据向前探寻,又不可避免的在此之后受到主体的意向的影响。史学或社会学研究必须注意到两种因果联系在个体层面和整个现象层面中的杂糅。

  同时,更为致命的差异却出现在知识层面。实证主义范式以方同一性、量的可测性和因果关系的普遍性将历史事件的因果性规定为外部的、概率的、普遍的,因此也是法则式的。却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是由公式、模型、法则所组成的,而是由人、他的决定、行动及影响所组成的。L.卡罗尔在他的名篇“What the Tortoise Said to Achilles”中以“新阿喀琉斯与龟”的寓言独创地指出了逻辑实证过程和作为它的结果的机制因果性在社会科学中的无效。⑩

  按照经典三段论,假设三个命题A、B、Z中,Z是从A、B逻辑地推导出的。则这个逻辑过程可表示为图3列1。对不愿接受这个逻辑推导过程的人来说,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条件C={如果A、B,则必须承认Z}。转写为图3列2。但如果还是有人分别承认条件A、B、C,却不承认结果Z,我们只好继续在A、B、C之后加上条件D={如果A、B、C,则必须承认Z},转写为图3列3。这样,我们发现,逻辑的推导过程和法则式因果联系,却导向了逻辑上的悖论,如图3列4:永远可以逻辑地在给定条件之后加入一个用来限定逻辑过程使其更为规范的条件,却永远无法非意向性地达到结果Z。

  在“新阿喀琉斯与龟”中,扮演拒不接受结果Z的龟,在一般社会行动中恰恰对应了行动者的身份。就是说,相比于行动本身,在知识层面“机制式的”归因(because)只提供一种逻辑的、充分条件的、但间接的行动原因。而“意向式的”归因(in order to)向行动本身提供了必要条件意义,因而也是直接的行动理由,但却是逻辑无涉的。

  举例来说,近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有如下被判定为“真”(无逻辑谬误)的判断:

  注:外在指不发生物理或生物机制上的因果联系。如,一棵树通常是外在于我的,但假如遇台风时倒下的一棵树碰巧砸到我,那么这棵树显然不再是外在于我,而是关涉我的。

  C={只要认同A={外在于我的自然之物无关我的命运};且认同B={流星是划过地球大气层时发生燃烧现象的陨石,因此是外在于我的自然之物};那么就必须接受结果Z:{流星无关我的命运(对流星许愿不能带来好运)}。}

  D={只要认同A={外在于我的自然之物无关我的命运};且认同B={流星是划过地球大气层时发生燃烧现象的陨石,因此是外在于我的自然之物};且认同C={只要认同A={外在于我的自然之物无关我的命运};且认同B={流星是划过地球大气层时发生燃烧现象的陨石,因此是外在于我的自然之物};那么就必须接受结果Z:{流星无关我的命运(对流星许愿不能带来好运)}}。那么就必须接受结果Z:流星无关我的命运(对流星许愿不能带来好运)}。

  依序展开,我们不但陷入“新阿喀琉斯与龟”的逻辑悖论,还发现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们还是不停地向流星许愿。这并不因为行动者缺乏关于流星和自然的知识,因而是有缺陷的;而是因为,关于流星和自然的知识只是许愿这一行动背后的充分和间接的条件。在实践过程中,行动者只是将其当作行动选择的背景,而行动的直接的必要条件是“我希望”对流星许愿可以带来好运这一动机x。

  用图3对照图1和图2,我们有理由总结出:一方面,在历史和社会现象中,只要社会行动发生,那么,行动者恰恰并非一定要逻辑地满足前置条件A、B、C等,却一定满足在图3中并没有出现的条件动机x。动机x满足使行动者“以为”其行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而是合理的)这一功能,x本身则标志了行动者的行动自由。在任一行动中,动机x在原因和理由之间建立了桥梁,以使行动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行动者的行动自由才真正意味着什么是“历史的”。另一方面,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核心的普遍法则式的因果建构往往将“如果……就……”的充分条件项错误地当作了充分必要条件项“因为……所以……”由于总是从外部视角出发,用概率将人还原为应激对象,并在构建普遍法则或模式的过程中彻底忽视了动机条件x,它最终使自己陷入“新阿喀琉斯与龟”的逻辑困境。

  非实证主义取向的逻辑学家基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在论证普遍法则在社会科学中的无效性方面做了大量可敬的努力。但是,类似工作在社会学内部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0世纪以来的主流社会学思想受涂尔干主义的影响将“社会”概念设置为外部、整体和刚性的,并暗含着“所谓社会的就是非个体层面的”的观念。而后继占有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特别是拉扎斯菲尔德基于数理逻辑的方个人主义在20世纪中叶的兴起,又向这个观念添加了模式化和标准化的取向。其结果是,在社会学学科之内,外部视角的、标准化的、数理的分析看起来成为对社会现象进行归因的唯一合法方式。其他范式被认为要么是发展不完备的,要么是过时的。而在社会学学科之外,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往往认为,社会学(11)只是过度强化了产生某个观念的时代、自然、技术、经济和其他外部条件,其目的是用这些条件来消解观念本身,社会学“仇恨哲学”(12)。

  社会学在现实发展上的这种缺陷并不是社会学的学科特征,而毋宁说是令人遗憾的漏洞。我们必须注意到,以韦伯和齐美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一直以来强调“理解”在社会学上的重要作用,而这与前述非实证主义取向的逻辑学家是高度一致的。

  在《社会科学方》和《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反复强调行动者的动机、意图等对行动产生的影响。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封信中,韦伯甚至明确说道:

  “如果说我最终成为社会学家(如我的教席提名信所写)这首先是因为(我)祛除了逡巡于我们之中的以群体性形式来构建的那些观念的迷思。换句话说,(我的)此种社会学只希望有一种起点,一个人或数个人的行动;因而,它必须严格遵从返照回个体的方法。”(13)

  理解或阐释就在于对行动者所处的生活秩序或构成社会生活的意图与意义进行把握。为此,必须既关注行动者的阐释图景,又关注观察者的阐释图景,后者正是基于前者的因果性寻求。在“如何联系行动和知识这两个层面的阐释”这一问题上,韦伯认为,首要的是“史学家的想象……(其次是为了取消现象复杂性)……必须借助的科学门类的帮助”(14)。我们认为,寻求历史事实或社会现象中的因果性的学者因此与处在社会现象中的行动者具有非常类似的处境:前者借助经验和专门知识塑造一种理想类型;后者并非科学和逻辑地,但却历史地借助经验和常识塑造一种可以用来指导实践的类型(15)。学者的这种理想类型与其说满足了某种普遍法则,不如说针对不可确证的历史事件建立了可信的(plausible)判断。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下对理想类型的建立离不开学者的经验和给定情境下构建了这个学者的那些来自生活的经验性知识和来自学科的专门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并不是规律的叠加,而是社会性的知识。社会学家用“从日常生活中来的,具有现实意向的意义联系,来定义另一些新的联系,后者从此成为对前者的限定”(16)。

  韦伯因此将阐释和理解置于方上同等重要的地位。阐释意味着通过观察者所具有的理由、目的、价值等对行动者的行为进行解释。理解则意味着观察者通过共情(empathy)来模拟行动者的处境和行动选择,以把握阐释的可能性。对照图2,我们有理由认为,理解意味着从知识层面完成对行动层面的合理性模拟,其中同时包括原因和理由两种因果性寻求。而阐释则主要意味着,在知识层面内部,对机制和意志两方面的因果性的强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韦伯的名言:

  “……在一个商业计算上,在一个科学证明中,在一个技术计算或其他类型的行为上,当一个人说出或写出2×2=4时,我们‘理解’,因为在表述和问题之间,我们在这个语境中把握整体语境所带来的可理解的意图和动机,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一种意图的联系,这个联系是可理解的(通过动机的理性理解)。”(17)

  齐美尔则在《历史哲学的问题》中走得更远。他首先区别了法则和因果性这两个概念。对他来说,因果性意味着运行过程的本体内部机制,而法则是对因果性的外部认识结果。“原因这个概念指向决定了一个唯一和真实的事件的另一个真实和唯一的事件;法则并不是任何原因的产物。它是对于原因概念的意识上的模型或图景。”(18)因果性并不能直接被个体把握,除非它被总结成法则;通过对这个法则的接受,人才达到了其背后的因果性。法则因此就是一种类型化过程,只不过区别于生活世界中的常识,这种类型化更为“科学”。因此,心理,即一种内部的因果性,完全可以进入研究。它虽然是个体世界的产物,却因为反映了每个具体情况背后都可能的因果性而完全是客观的。

  同时,人并不能按照获取自然科学因果性的办法来获取涉及心理因素的因果性,因为心理因素首先标志着个体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继而得出“个体性”(individuality)这一针对不同个人的共识。个体性因此并不在“以自己为目标”的意义上,在这一点上,它恰恰与个性(personality)是完全相反的。相反,个体性同时包含“面向自己也面向他人”这一目标,因而与社会性(sociability)关系紧密。个体性既是独立的又是依赖的。它的独立性意味着自动的运行;它的依赖性则指,在不与个性和社会性进行比较/类比之下,根本就没有什么个体性存在。在解释社会时,如果我们将法则看作一个预先决定运行的模式,那么在个体和心理层面,就没有什么对解释社会有意义的法则。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科学地描述个体性,那么对个体性的描述倒是符合齐美尔的法则定义。

  为了明确指出,对因果性的寻求和对法则的揭示并不总是同一个过程,齐美尔比较了牛顿定律和开普勒定律之间的差别。牛顿定律是严格意义(stricto sensu)上的法则。它解释了面对对象时的根本的因果性。如果A和B中,我们观察到条件A必要性地和唯一地指向B,那么法则“如果A则B”,或说“B是由于A”就建立。这个A—B的法则指出了A和B间的因果性。对照本文图2,牛顿定律就是机制意义上的因果性。开普勒定律则只是描述了天体间受引力法则所产生的影响。相较于牛顿定律,它是不严格但广义的。齐美尔认为,在社会和人的科学中,历史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存在必须在于,可从个体的共性出发,阐述群体性。这既不是对孤立个体行动的描述或单纯的对历史的考证,又区别于导向忽视人的能动性的历史哲学。对人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则,因为人并不能被简化成外部系统或某因果性的简单效果。但如果我们将法则理解成对个体之共性的描述方式,或是一个可以用来把握个体的研究方式,那么广义上(lato sensu)的法则对社会科学来说是成立的。

  社会学上所谓的法则就是要分析作为心理-生理单位的个体和作为形式单位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的心理和群体性的行动理由之间的关系。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是生活世界中的最小单位(却并不是最小的社会性单位)。但是,上述观点只是抽象认识的产物。如果我们将社会按照不同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进行拆分,组织或单位当然可以拆成个体。但个体按照这种方式还可以拆分成不同生物器官,直到细胞、分子、原子、超分子,等等。我们因此要问,为什么社会科学上,拆分到个体层面就停了。齐美尔对这个问题回答如下:“绝对意义上的单位并不存在,但是在现实中按照某种原则进行划分的单位要符合问题原则的独特需求。因此,我们不能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看作是不存在历史法则的结果”。(19)

  在不反对齐美尔的基础上,我们试图给出另一种对问题的回答方式。侧重点就落到了个体构建的心理意义上。虽然个体由生物因素和器官构成,心理却仅依靠个体作为完整单位。并没有“器官的心理”或“超有机体心理/精神”;前一个不可被理解,后一个则只是个体心理的某种映像。对个体意志的把握因此只能在个体这个完整而自足的单位上来进行。从这个角度出发,个体作为个体心理和其生物支持的综合体,是生活世界的基本单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正确地宣称,纯粹和绝对的“物的单位”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对意志或心理的重视因此使我们可以将个体定义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但同时相关领域的研究只能建立在从作为基本单位的个体到他们的共性和相互影响的整个过程之上。

  个体的心理因素并没有造成内部世界和外部的历史或社会系统之间联系的中断。在这一点上,齐美尔与涂尔干主义者根本相反。个体有联系内外两个世界的本能。通过个体所具有的对他者进行把握并内化的共情能力,个体间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社会联系,并克服了个体间“并列摆放”(juxtaposition)的状态。就是说,无论是现象本体还是研究中,社会和历史从不曾真正面对孤立的、不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个体。因此,理解及阐释只能通过考虑到个体和群体间联系,以及作为它的实现手段的共情来推进。

  齐美尔所说的历史法则因此不能被理解成普遍的,而是指向情势(conjoncture)的。历史法则带给我们对于现象的认识和时间性上的观念。它将个体和整体联系起来却不预先规定一个对象因素之外的形而上的价值。因此,“历史法则是针对特定类型的法则。它再现了作为唯一原则之产物和作为内部发展之效果的现实领域的规则。一方面,它将构成现实领域的那些特定因素和这个领域区别开,另一方面,将现实领域和它的环境区别开。”(20)

  要理解历史法则,就必须抓住历史构建整体在心理基础上的典型过程。历史法则和社会法则因此就不意味着历史和社会相互分离地运行并各自产生法则。它们的运行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心理系统(人)与其他心理系统,与历史、社会或自然系统进行交流的总和。个体心理系统不是构建了封闭性的因果性,而是导致了共同行动的可信性(plausibility)。

  历史法则因此并不像自然法则那样,要给出完美的模态。在这里,完美就意味着不包含例外的充分性。换句话说,完美就意味着符合机械因果律,它对内部来说是充分必要的,对外部来说是排他的。相反,历史法则并不建构确定性。它只是指出,作为过去的事件和因素,历史本体是独创性的,而这种独创性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和行动者发生联系,在过程的下一个阶段继续完成其“独创性”的过程。那么,所谓“历史必然性”只是对于本体的智识的(intellectual)和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再现。

  齐美尔认为,无论是严格意义还是广义,法则是人把握事实和构建知识的唯一方式;但法则本身又不是完美的。无论是对于自然科学还是其他科学,从根本上说,事实是与人的经验而非外在的规律或法则紧密联系。我们因此没有任何方式、公式或模型,可以保证历史法则能覆盖所有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同样都致力于归因,但它们各自的特征意味着不同的因果性:自然法则意味着排斥对象所处环境的严格意义的因果性,历史法则意味着必须考虑到对象所处环境的情势因果性。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把历史法则推向某种机制或形而上的纯粹,而是要知道如何通过它来建立具体实践和社会现象间的联系,以及为什么社会和历史如是运行。

  从理解方出发,韦伯和齐美尔在看待史学和社会学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一方面,史学或社会学并不在方意义上互斥。(21)另一方面,它们的方同时要求在知识过程中对行动的原因和行动者的理由进行综合把握,这又明显区别于实证主义方或黑格尔式历史哲学。

  史学和社会学当然不能相互混淆,而同样,将二者之一当作另一个的分支也是错误的。社会学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历史性的研究,而史学在不思考人和社会时也是完全无法开展研究的。举例来说,一项对社会阶级或移民的社会学研究如不考虑阶级或移民社群的历史形成,始终是不完善的;同理,针对诸如古罗马的史学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当时的罗马社会。

  可以拿来当作反例的是伊格尔斯借阿尔弗雷德·赫斯之口讲述的关于蒙森在写作《罗马史》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那一时代的德国历史思想……认定只有个别地记录在档案之中的事件才是确凿可靠的。这里出现了朝向极端专业化的转折,学者们对于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

  西奥多·蒙森……在1850年代撰写了它的《罗马史》的前三卷,又在很久之后写了第五卷,然而在学术背景变化之后,他却无法完成尚缺的第四卷了。蒙森一直对于史料审察精赅,坚信专业化的研究才会导向知识,这令他发现很难返回他现在看来疑虑重重的前几卷所具有的那种广阔视野中去了。”(22)

  同样,关于从生活世界出发进行史学研究,保罗·韦纳对罗马人的性观念和赫伊津哈对社会生活中的游戏拟态的史学研究堪称典范:无论从方角度还是从具体的研究技术角度,他们都将历史事实当作“那时的社会与人”,从而纳入阐释体系。(23)保罗·韦纳对罗马社会中属于主体范畴的性观念和属于社会联系范畴的性行为的研究,还有赫伊津哈对游戏的类型学与功能处理,都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并没有什么差别。

  基于这一点,历史维度成为韦伯的理解范式的三个根本维度之一。(24)理解或阐释的构建过程都离不开历史。韦伯在1906年发表的《致力于文化科学逻辑学的批判研究》中明确将社会学和史学看成相互联系的学科。(25)据此,我们注意到,“如果社会学是关于人的群体性意图和文化的科学,史学则是用来解释历史的和独特的行为的科学。而在后者中,文化、行动或情势环境都服务于历史的和个人的建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史学和社会学的区别在于旨趣的两个不同的方向,而并不在于认识论与方之上。”(26)

  韦伯因此认为,社会学或史学通过阐释来理解,而一切外部条件上的设置、环境、机制,只向社会学理解提供间接的选择依据。自然科学寻求机制和规律的因果性,与文化科学寻求意向和历史的因果性指向两种方。当然,韦伯同时也强调,一方面,在社会科学中,借鉴自自然科学的对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最终实现对行动者的理解;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之前,在旨趣和科学工作的目的这个角度,无论哪种方都向各自的学科提供了“寻找因果性”这一旨趣,两种科学的差异并非那么不可调和。

  齐美尔则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上是不可调和的;而史学和社会学只在研究目标上是不一致的。自然科学对于严格法则的寻求,要求规律中不能出现任何影响普遍性解释的项,比如行动者的动机x,而这恰恰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至于史学和社会学之间,本体上,人的历史是人的过去之和。人的行动又是历史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史学只思考历史上(过去意义上)个体具有群体意义的方面。它因此考察行动的普遍历史意义。纯粹的偶然事件,纯粹个体意义上的偶然行动,并不能被史学考虑。而社会学虽然也考虑现象的历史维度,却只将历史当作工具,目的却是其对现实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两个学科最主要的区别因此在于各自的研究目的或旨趣。一个是为了研究历史本身,另一个的研究目的却在历史之外。无论如何,面对自然科学时,这个差距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一旦进入到研究中,用来把握历史事实或社会现象的是同一种方。

  在不过度强调韦伯和齐美尔之间关于“理解应该是方的还是本体论的”所带来的分歧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史学还是社会学都是从个体的独特性出发,来研究其属于历史或社会意义上的群体性。二者都试图将独特和整体相联系,将变化和稳定相联系,将个体的心理主观性和人际间群体意义上可能出现的客观性相联系。不管是历史理解还是社会学理解,我们必须考虑到行动者的动机、兴趣、目的,即便行动本身是极端独特的。

  社会学研究中吸收了那些独特的因素,史学研究虽然看似排斥不具历史意义的偶然和独特,但在方层面,史学和社会学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历史行动的偶然和独特性。随便什么人被谋杀并不具有历史意义,但在我们的理解过程中,这却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恺撒被暗杀具有历史意义。如果我们认为史学致力于理解历史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完全可以按同样理由宣称,社会学研究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件。所谓有意义(significant)只与纯粹的偶然相对,它并不构建两个领域的不同。史学和社会学因此都试图在普遍性和独特性之间建立连接。两个领域的研究中,主客体间具有相同的关系。

  社会和历史问题都需要与作为生活世界基本单位的个体相联系,并无疑要与总是处于构建过程中的个体心理因素相联系。个体,特别是他在行动中的意志,成为社会科学中每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齐美尔绝不是要将研究指向纯粹的个体,或说方个人主义。相反,对于他来说,将研究限定在个体层面并不能带来可信的研究成果。从个体心理层面出发,通过人际交往过程,历史事实或社会现象才能被把握。社会学中对心理因素的理解遵从如下规则:要以人际情势为视角来开展以个体和群体心理因素为基础的人际行动及其效果研究。史学和社会学因此与自成的心理学学科都不相同,这二者从个体的心理意识出发,达到群体的意图;或按照韦伯所说的,达到理想型上的意义。

  自然科学在科学史上的先行地位直接导致,学科的划分往往围绕对象来展开。这种属加种差的逻辑在面对自然科学时没什么问题,却造成了社会科学中学科分类上的混乱。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方一致性则可以使我们打破这种僵化的学科划分。区别于常识所认为的“史学研究过去,社会学研究现在”,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学研究必须包含适当的对历史的思考,史学也远不是某种对于历史事实的考据学。那么,我们离提出历史社会学这个既古老又新兴的交叉学科还有一步之遥:我们必须回答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普遍规律或抽象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价值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目的并不相符。前者将自然世界本身当作价值,后者则在希腊哲学的经典二元论基础上,将绝对世界或其意志当作价值。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将人及其行动当作某种超验逻辑的附属品。在这种预设之下,人的行动并不具有自主的目的性,而仅是某种机制或意志的产物。相反,我们恰恰发现,正是人的行动意志在行动和知识两个层面扮演着历史的推动者的角色。人的行动意志虽然受到他所处的生活世界中自然、认知、社会等外部强制(constraints)的限定,却总是保有一定的自由和目的性,并在“为了”或“理由是”的意义上构建了历史和社会现实。纯粹的超级存在(神或抽象意志)不需要目的,而自然界中的动物不具备提出目的的能力。前者高于目的,后者低于目的。而只有人处在他的目的之中。只有人能感受到,所经历的现实与他的意志之间的冲突。

  价值因此既是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与自然科学和历史哲学的原则性区别,又是历史社会学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自然科学并非不包含价值问题,但自然科学的价值并不包括人。而人恰恰是诸如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与核心。对于自然科学,由于科学目标是揭示对象内部的运行,唯一被认为是现实(reality)的就是符合真实(verity)的。在这些领域里,人的认识还预示着人面对真实时的能力。时间意义上,领域内知识的总量在时间上的增长就是自然科学在把握真实上的进步。自然科学上每个新的发现都朝向更进一步的真实。相反,社会科学上,真实与现实处在不对等的地位。这类知识并不蕴含越来越通向真实的进步主义内涵。相反,它们首要揭示的,是在给定研究中,现实相对于个体的心理机制和价值的适当性问题。在这些学科中,现实就是一个基于心理的历史和社会现实。作为学科对象,个体或社会现象本体地与心理因素相联系。这些领域的研究并不面向揭示对象的真实,而是致力于理解或阐释与对象及其功能相关的现象过程、被研究现象中个体的理智化过程和运行方式,以及上述因素对社会或他人所具有的影响。一个心理事实并不寻求“真实”意义上的证成(verification),而仅寻求心理和行动意义上的适当(validity)。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诸如宗教等社会现象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才显得异常复杂。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揭示宗教因素或观念是否为真,而是研究某个现象如何深层次地触动个体并产生影响,进而塑成了历史和社会。在这个情况下,社会学家并不能评价某个群体的宗教是否“正常”,或决定何种宗教是否符合自然或其他逻辑,而是要研究个体如何通过宗教这一社会形式团结了其他个体,进而产生出诸如教会、社会扶助、宗教战争、个体认同等现象实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断言,对于自然科学,“严格说来,对对象的感受不被带入,而只有对对象的认识。……史学相反,正是对象本身被按意义地评价”。(27)

  价值独特性及其背后的人本主义因此应当成为历史社会学的重要标志。如果说自然科学式的实证主义以自然本身或自然规律为价值,在面向人及其生活世界时,这样的价值只是外部的制约因素。卡西尔恰当地指出了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重要意义:

  “所谓人类能争取其‘自由’并不表示说人类能够逾出于自然之外而脱身于自然之存在和影响。那些加诸人类身上的有机限制,正如加诸每一种其他的生物之上的有机限制一般,是他所无法克服和无法突破的。然而,人类却可以在自然里,或曰,以自然作为基础去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只对他而言为可行的和只对他而言可达成的天地,从而掌握到行动的自主性。”(28)

  黑格尔在谈论世界史的时候,曾经说,世界史并非一幸福的场所;他认为所谓和平喜乐的时期,都是历史典籍中的一些空白的篇幅。然而,他以为“历史中的一切均依于理性而进行”这一项基本信念却并不因此而动摇;相反地,这一信念反因上述一番话而得到印证和加强。然而,假如这一项胜利是要以人类所有福祉之放弃作为代价的话,世界史中所谓理念之胜利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一种这样的辩神论听起来难道不几乎就是一种嘲讽吗?(29)

  在莎士比亚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代,婚姻以家族联合作为其社会功能。(30)这成为当时任何一段婚姻发生的机制式原因。但两位主人公恰恰以行动自由证明,人是历史地行动的。并且,从莎士比亚将这段口口相传的传说创作为不朽的文学作品开始,这部伟大的作品就成为文艺复兴以来用“浪漫的爱情”来反对旧有的家族联合的行动依据。参考了各种歌颂爱情和自由的社会知识的“浪漫的爱情观念”最终以提供意志的方式历史地改变了婚姻这个社会现象。如果说自然主义取向的价值完全无法向社会学提供批判的动力,而历史哲学所从事的批判并未以人为目的,那么,只有这种同时以人为出发点(terminus a quo)和目的(terminus ad quem)的价值取向可以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永恒的推动力。

  史学和社会学的划分不应建立在对象上。孔飞力在《叫魂》中对乾隆时期一次导致社会和恐慌的危机的研究,或者韦伯的《新教伦理》中对加尔文宗信徒的行动与资本主义的发生之间关系的研究,都体现了“社会的”和“历史的”因素之间的高度融合。(31)齐美尔就断言:“(社会学)并不包括任何已有学科尚未研究的对象,它只是再现了对这些学科而言的新途径,和一种新的科学方法”。(32)史学自然也不能在经济学、法学、科学、宗教研究等之外确立独属的研究对象:历史本体就是包含了经济、法律、、宗教信仰等范畴的自成系统。作为试图联系史学和社会学的专门学科,历史社会学因此也不能仅仅将研究限于对对象在历史和社会两个维度的叠加上,来开展“关于社会的历史研究”(社会史)或者“关于历史的社会研究”(文化史)。相较于对象层面,历史社会学在方层面的特征更为关键。

  本文指出,“历史地行动”既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特征之一,也是历史社会学得以建立的根本基础。无论在行动层面还是在科学层面,因果联系既是人的行动目的,又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目的。行动者或学者各自在过程中完成了原因式归因和意向式归因的融合。原因式归因是充分但间接的因果关系,意向式归因是必要且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行动层面,这两个不同指向的归因手段以非逻辑而历史的方式融合,因此人的行动并非不包含错误。在科学层面,适当的方要求阐释者也必须从原因和意志两方面完成对行动者的理解。这意味着,历史社会学所从事的理解和阐释应从机制和动机两方面推进。

  实证主义者在方上忽视了意愿或动机对行动的影响,转而用外部的、概率的和排他式的法则分析涵盖所有的现象。这种倾向背后是错把原因意义上的充分条件“如果……就……”当作了充分必要条件“因为……所以……”其后果是,此类研究忽视了行动者的意志。它或许能科学地解释行动的影响,但却无法历史地解释行动的发生。同时,对历史事实或社会现象的机制解释也习惯于将影响当作功能,进而当作现象的出现原因,最终导致饱受批评的功能主义范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式历史主义看似注重意志,却由于将意志外化为某种超验精神而同样将意志和人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完全可以通过对学科研究在价值问题上的分析来揭示。

  20世纪以来,这两种方的机制都被质疑,但影响却几乎未进入社会学内部。社会学领域从60年代以来的类似反思往往缺少知识理论的介入,仅通过对上述两种方在现实效果上的不适而展开。与此同时,虽然在20世纪末期之前长期被学界忽视,以韦伯和齐美尔为代表的理解范式却恰恰一直在强调这种方上的必要性。

  理解范式首先强调了在历史事实和社会现象的塑成过程中,社会行动的重要性。因此就不存在彻底外在于人,又可以支配人及其活动的规律或超验理性。规律和理性本身都是在人的行动、互动过程及其影响上出现的。所谓某种外部规律之下的结构,也只是人的活动所具有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表象被错误地进行了目的论解释。理解过程因此就是对行动的本身进行科学把握的认识过程。

  其次,社会学和史学因此在方上具有高度的共通性。它们都面临祛除机制的和唯意志的因果性的迷思。理解范式所强调的历史维度,并不在于用历史或文化的独特性消解普遍性和客观性,而在于强调,人的独特性导致人历史地行动,这种行动又在现象学的意义上促成了社会层面的行动一致。理解方因此完全可能为历史社会学的出现提供适当的方依据。

  再次,在微观意义上,理解范式强调主体在行动层面的意向性,这为解释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充分条件。而在宏观意义上,理解范式也同样强调在知识层面比较方法的作用。比较不是机制重演,而是在可信性和适当性上对意向的正确把握。比较方法用实践推断克服了逻辑推断在对历史过程进行阐释时的无效。基于理解范式,我们可以利用比较视角,不是比较结构或规律性的概率,而是比较类似历史情境的异同,用来祛除无法被智识化的经验或纯粹偶然的干扰。换句话说,就是用韦伯建立理想型的方法,或齐美尔对社会化过程之形式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建立“关于必要条件的可信性分析”。在强调宏观视角的机制理论和强调微观视角的方个人主义之外,历史社会学研究也由于既注重个体范畴的动机分析,又同样注重作为其效果的文化分析,而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有机统一。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理解范式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社会学的价值取向。人不是规律或抽象意志的附属品,而是历史和社会的主体。历史社会学因此不在于满足某种外在于人的规律或意志,而在于从人出发,来阐释具体现象的发生,并通过研究过程,为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准备。历史社会学因此必须是一门基于人同时为了人的科学。

  ①这正是兰克史学遗产中的核心问题之一。F.吉尔伯特在其《历史学: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中总结:“对兰克来说,欧洲通过一种精神发展获得了生命和存在,这种精神发展将拉丁与日耳曼诸民族连接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因此每个民族发生的一切都会波及所有其他民族。”请参考:[美]F.吉尔伯特:《历史学: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刘耀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3页。

  ⑤⑦[芬]冯·赖特:《解释与理解》,张留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第18页。

  ⑥请参考:[英]罗素:《逻辑与知识》,苑莉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1)这里的社会学特指实证主义者自孔德发明sociologie一词后对社会学一词的垄断。狄尔泰就因方上的分歧而明确表示拒绝使用这个词,虽然他的研究在今天来看,完全就是社会学式的。请参考:W.Dilthey,Introduction à l Etude des Sciences Humaines,(1883),Paris:PUF,1942.理论家们的这种看法建立在社会学的学科现状之上,它不是社会学内在的特点,却也不是彻底错误的。

  (12)[法]P.布尔迪厄:《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44页。

  (22)[德]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73页。

  (23)请参考:[法]保罗·韦纳:《古罗马的性与权力》,谢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荷]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傅存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4)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涉及韦伯的章节中将韦伯的理解范式总结为历史的、文化的和理解的。这种提法至少存在表述上的问题:理解范式是历史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因此它是理解的。请参考:R.Aron,Les E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Paris:Gallimard,1967.

  (25)(26)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知识界兴起的关于历史的大讨论无疑影响巨大。以韦伯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学家也多参与其中。对此的专注有助于我们反过来理解韦伯的社会学知识理论设置。见:王赟:《被误读的韦伯社会学认识论:理解范式诸因素及其内部联系》,北京:《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18页。

  (28)(29)[德]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35页;第144页。

  (30)对亲密关系如何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借由个体意识而生成,并反过来将婚姻关系从家族联合转变为浪漫爱情,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变革》提供了大量有启发性的思考。请参考:[英]A.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陈永国、汪民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