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连斌:对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的几点看法 2019-11-12 04:04

  对收入分配问题,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逐步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分配制度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

  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都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甚至有的人借此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方向和政策。我谈几点看法。

  收入差距大小,可以用“五等分法”来衡量,即整个社会中20%收入最高的人的平均收入与20%收入最低的人的平均收入之比;也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从目前学术界对收入差距现状的判断看,基尼系数应该不会低于0.47,显然已经处于差距过大的区间。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确实过大,但是,不能得出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判断。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两极分化”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或社会学概念,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年就讲过,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我们就真的走上邪路了。因此,如果我们随意使用两极分化这一概念,甚至认为我们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极有可能被西方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攻击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事实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绝大多数国民都从中获益了,只是获益的大小不同,差距较大。所谓“两极分化”,讲的是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这显然不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不能得出我国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结论。

  有些人把收入差距过大归因于市场化改革,并据此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是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市场竞争,以及人们先天禀赋的差距,收入差距拉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健全的体制机制和配套政策措施,又完全可以使收入差距控制在人们可以承受的合理区间的。

  导致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至于达到过大区间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由历史和地域条件的原因造成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分析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时,我们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区位环境、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历史的和地域的因素。又比如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目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在大量不合法的收入。人民群众对收入差距问题反应比较强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存在大量的不合法收入。二是劳动和资本两个主要的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关系严重失调,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一些超经济因素(比如歧视性城乡政策、私人资本不正常发展、放任投资资本的增长、党政机关获得的市场化收入、国有经济的异化等)导致资本收入过多。三是那些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权而形成垄断的行业,获得了比其他行业高得多的利润,职工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这一部分社会成员的高收入并不是通过按劳分配的手段获得的,而是靠的垄断。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制约不了这些“特殊”的行业,它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获取了超额的垄断利润或超额收入,人为地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干部群众对此意见很大。此外,制度的不健全和一些特殊的政策也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当然,导致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还有很多。

  因此,我国当前出现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至于过大的问题,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更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目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因而计划经济的一些遗留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比如改革开放前搞的统购统销,改革开放后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使农民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吃了不少亏,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一些干部搞特权、搞,这与市场经济规则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市场体系不完善,包括生产要素的市场定价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市场经济会打破平均主义,拉大收入差距,通过政策的调节则完全可以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因此,不能以目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为理由,否定市场化改革,否定市场经济体制。

  三、在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转轨过程中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是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根据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中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都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1993年与1987-1988年相比,在有数据的8个国家中,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了10个百分点,其中俄罗斯上升了20个百分点;2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了5-10个百分点;只有2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不到5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在此期间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大约5-7个百分点。1988-1993年的5年间,俄罗斯的收入差距扩大幅度,就超过了中国在过去的18年间(指1978-1996年)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

  不仅经济转型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曾经历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在18个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扩大幅度达到5-10%和10-15%的国家各有3个,达到16-29%的国家2个(美国、瑞典),有1个国家(英国)的扩大幅度高达30%以上,只有意大利和丹麦的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在持续一段时间的扩大后又出现了缩小的趋势,目前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对18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了对比之后,在1955年提出了“倒U曲线假设”。即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扩大,后缩小。用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设”来对比我们国家同其他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一是从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看,多数发展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起步时人均GDP大约为100美元,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但在人均GDP增长到1500美元左右以后,收入差距也基本上达到了“倒U曲线”的顶点,然后出现缩小的势头。我们国家在1980年时人均GDP约为250美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但是,当我国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时并没有出现居民收入差距由扩大向缩小转变的迹象。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收入差距还在扩大,现在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了,也看不出收入差距达到顶点的迹象。二是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时间看,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时间通常在10-15年,很少有国家连续扩大20年以上,但是,我们国家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时间却已经超过了30年。所以,下大力气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并进而逐步缩小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应该说是刻不容缓的。

  对如何遏制收入差距扩大,从而逐步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目前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来支撑,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呼唤新的分配理论的构建。因此,我曾建议构建新的分配理论——四次分配理论。第一次分配或初次分配,是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生产要素的提供与报酬的支付形成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使用不是无偿的,对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初次分配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进行调节和规范,一般不进行直接干预。第二次分配或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调节的过程。初次分配后可能出现过大的收入差距,甚至出现收入差距悬殊,因此,再分配的首要功能是缩小收入差距,均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三次分配,是基本公共服务或公共品的分配。为国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或公品的分配必须以均等为原则,使城乡居民、不同地区居民、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社会成员享有比较均等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公共文化的机会,以及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良好生活环境。第四次分配,是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居民个人基于社会责任而对自己所获得的收入进行的自我调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捐赠和慈善。从四次分配来看,前三次分配是主要的,尤其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第四次分配也就是慈善捐赠是对前三次分配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四次分配在实现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在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第一次分配差距过大导致的。因此,必须理顺第一次分配关系,努力缩小第一次分配产生的过大差距。在第一次分配中,要更好地贯彻公平原则,保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和补偿。在这方面,当前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准确地量化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大多数劳动者只拥有劳动要素,但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劳动报酬在第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持续走低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不解决好这一问题,劳动报酬在第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持续走低问题就很难改变。

  第二次分配,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政府介于收入再分配,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方式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当前来看,尤其要重视三个方面的调节作用:第一,充分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节,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比如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等,调节过高的收入,从而缩小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个人所得税的首要功能不是组织国家财政收入,而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对个人所得税的使用范围必须作出严格限定,即只能用于社会保障和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而不应当用于其他方面。第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加大对农村,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的扶持和支持力度,以兼顾各个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实现合理和公平的国民收入分配。第三,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当前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是一种正向调节,而是“逆向调节”,不是有助于缩小差距,而是人为地扩大了差距。

  第三次分配,也就是基本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的分配,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缩小目前过大的贫富差距。强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地区居民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从而缩小当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者生活的改善关系极大。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所有新时代的伟大奇迹,对于有钱人来说,关系较少。古希腊的富翁,从现代的供水管道得不到什么好处:有跑步的仆人提水代替自来水。电视机和收音机也微不足道,罗马的贵族们能够在家里享受到最好的乐师和演员的表演,能够把最出色的艺术家留在家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必须不断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的总量,另一方面,必须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构和布局,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或公共品的覆盖范围,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展地区倾斜,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从而更好地保障这些地方人们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第四次分配,鼓励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积极从事慈善捐赠。为此,必须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比如企业和公民个人从事慈善捐赠抵扣所得税,慈善机构和其他公益性社会团体享受相关免税政策,政府加大对慈善机构和其他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等,以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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