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社会沟通方式变迁与展望 2019-10-12 00:2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9.36%,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或叫做乡土社会。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基本是熟人之间的沟通,一种面对面的交流,表现为邻里之间、个人之间、群族之间的交往与沟通。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致相同,居住在同一村落里的人们,以农业耕作为主,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邻而居,社会结构基本是长期处于稳定状态,没有大规模的市场交换和工业化,也就没有人口的流动,可以说这样的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几千年。对此,费孝通教授在其《乡土中国》中描述的更加具体,“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1]在这样一个长期不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们之间的接触、交流、沟通时常是在不经意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在经常的接触中发生产生熟悉、舒适、亲密、自然等感觉,无拘无束。人们通过亲密的接触相互影响,遵循着相通的规矩,“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2]费孝通的这句话中把人们经常说的“习惯”一词说透了。在一个相对静止不变、邻里守望的社区环境中,一些沟通是不需要语言的,点个头,或者一个体态语言都可以“不言而喻”,甚至成为经常的沟通模式,“‘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障碍。”[3]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之间面对面谈话是社会沟通的基本形式。由于熟悉,面对面之间的交流和语言之简洁,有些交流甚至不需要言语,可以“不言而喻”,人们也比较容易感受“言外之意”。熟人社会中的面对面交流进行“察言观色”也比较容易。这样社会中的人们内心世界也是比较容易透视的 。

  面对面的交流不是传统农业社会唯一的沟通方式。出门在外的家人、亲戚、朋友之间的信函、电话、电报、口信等也是社会沟通方式,只是比较稀少,不普遍。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在一起居住、工作和生活的亲人、朋友、同事之间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是书信,“鸿雁传书”是一种真实的写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报告,“建国初期,我国邮政通信发展水平很低,邮路总长度仅为70.6万公里,长途明线年末,全国邮政营业网点27.5万处,比1949年末增长9.4倍;邮路总长度985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103%;光缆线]在那个时期,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朋友通过短短数页和洋洋数百字的书信传递信息,抒发情感,表达思念。书信发出去后经过慢慢路途达到目的地,中间需要几个礼拜甚至一个月,这中间产生的期待、焦虑,甚至误解自然不可避免。除此之外,电报也是人们常用的交流方式,通常这是发生紧急情况下的沟通方式。邮递员的一句话:“这是你家的电报”,人们往往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收的。那个时候,人们不在万不得已情况下也不会发电报。

  交流的最佳状态是可以及时做出反馈。面对面的交流、信函、电报和电话都是交流,只是交流、反馈的速度不一样,信函和电报有时间间隔。电话和电报出现之前,面对面的沟通模式独具特点,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比较亲近、社会空间有限,人们甚至只可以通过表情、眼神、手语等相互理解,从村落到其周边,范围不会太大。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经济发生深刻变化,大量农业人口进城寻找发展机会,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区的所谓“农民工”或“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打工、居住,造成了城市人口异质化,相对于传统的农村社会,城市开始变成“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提出早年的乡村社会中的人与人可以面对面互动,可按照这一方式在社区重建“熟人”社会,也就是所谓“社区建设”。这也是其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遇到的问题。就世界范围内而言,社区重建已经进行了上百年,有具有成效的一面,也有不那么理想的地方。城市的生活压力、生活节奏与传统农业社会是有区别的,本来就陌生的人们又都为工作和生机奔波,见面的机会自然减少,社区建设中如何重建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参与依然是当代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进一步往深处说,居住在同一社区中的居民如何理解和治理社会环境、关注公共安全、公共事务等与之相关的公共利益,以及社区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发展。高质量的社区组织建设与高质量的社会沟通互为条件。

  改革开放前后这段时间,手摇电话机、轮盘电话机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大多只有在机关单位和极少数家庭中用的上。与电报比较,电话毕竟是一种可以直接互动的工具。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需要,一些邮政部门开始经营电话业务,少数人也到电报大楼打电话。这个时期的电话交流内容除了家庭、亲人、朋友之间的信息、情感交流外,做生意的内容也大大增加。印度学者阿鲁?萨丹拉彻写道,“快速浏览经济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在工业之前,绝大多数的经济行为都是发生在个体之间,根植于社群并且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让商业交换顺利进行需要的信任感,大部分来自复杂的社会关系。”[5]之后,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家庭电话的快速增长。

  在城市,大量咖啡馆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交往方式的拓展,它是人们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新的形式,在商务活动和日常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咖啡是上班族的标配,咖啡馆是办公大楼中不同人群休闲和传播信息的俱乐部。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一些大的商业区会遍布着咖啡馆或者咖啡馆加速食店。咖啡馆不仅是一个空间,也是一种文化。这种产生于西方国家的面对面交流的形式,在中国强大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新的形态,而不是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例如,“有人说,中国虽然有很多咖啡馆,却没有真正的咖啡馆文化,即人们相约于咖啡馆,并非只是为了谈生意和谈恋爱,而是因为生命体之间需要通过各种对话来接触彼此、连接彼此,在安全而温暖的对话中释放彼此的灵魂。”[6]这句话对否我们且不加评论,但它确实指出了咖啡馆另外的文化涵义。在欧洲,咖啡兴起于17世纪,正值欧洲商业开始兴旺之际,这种来自中东的饮料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商业活动中的社交媒介。中国的咖啡馆有社会沟通、商业交流、休闲工作、速食快餐等诸多功能。

  20世纪80年代以后,报纸、广播尤其是电视漫漫进入中国的大众生活。严格意义上讲,最初的报纸、广播电视不是一种沟通方式,而是一种传播方式,因为它们是单向传播,受众不能也没有办法反馈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只能被动地接受。当然,最近十几年,广播电视通过电话和互联网开启了与公众的互动交流。电报是一种线下互动交流,电话是一种典型的在线互动,一开始,这种互动方式的成本极高。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座机开始步入大众生活,但5000元装机费仍让人们望而止步。移动互联出现后,尤其是“微信”和“微博”出现后,在线互动的成本才大大降低下来。这是互联网出现以前的人们沟通和互动的主要方式。由于电话的双向交流功能,使其慢慢取代了电报,到20世纪下半叶,电话开始在中国普及开来,之后的手机、移动网络快速发展,一发不可收拾。通讯大大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网络,把每个家庭连接在一起,把国际国内联系在一起,即时、在线交流和沟通成为常态,人们再也不需要因为漫长的等待而焦虑。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才、物资和资金流动的过程,这就是全球化。我国自20世纪80年始,每年有大量的留学生奔赴发达国家学习和交流,远居异国他乡的海外学子与国内的亲属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最初留学生受制于经济条件,与国内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书信“鸿雁传情”,偶尔使用电线年代前不普及,跨国电话交流是受限制的,越洋电话打到邻居家或居委会、收发室是常有的事儿。再到后来,国内在九十年代中期慢慢开始引进了互联网,远在海外的学子们开始通过互联网与国内的单位、亲朋好友联系,也是受到家庭计算机不普及的影响,能够用互联网沟通的人或家庭也是少数。越洋电话大大改变了人们互动的空间,因为成本等因素,一开始不是每个人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交流中去的。在这样的技术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和社会空间也还是有限的。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互联网技术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交往形式,甚至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大大推动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又把全球社会化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此,萨丹拉彻这样写道,“科技拓展了我们经济行为的‘社群’范围,超越了家族、朋友圈,扩大到了由数字技术按照需求划分的亚群体,使我们能参与到社会学家朱丽叶?斯格尔(Juliet Schor)所谓的‘陌生人之间的分享’中。”[7]移动互联的出现,人们拥有手持电话数量之多,以及低成本等因素,将整个地区的大部分人联结成一个整体,在互联网环境下,社会空间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出现了质的变化。

  “你在哪里呢?”这是移动时代的典型用语,电话号码不再局限于一个位置,之后出现的微信、微博都与地点无关。手机闯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大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生活:新闻即时性变为现实,娱乐出现了个性化和碎片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移动电线部,全国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有40738万户,其中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达到36833万户,移动宽带用户130565万户。“党的以来,邮电通信全面发展,‘宽带中国’建设加快实施,2018年移动宽带用户达13.1亿户,已基本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宽带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方兴未艾,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8]由于移动互联的普及,中国国内与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交流已经不是问题,移动互联把中国与世界连结成一个整体,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全球化。

  互联网拓展了人们交流和沟通的范围,也拓展了社会治理的手段。根据计算,在互联网时代,个人的交往对象已经超出熟人的范围,拓展到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如果加上间接沟通的,甚至可以拓展到以百万计的群体规模。中国社会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是与互联网出现密不可分的,历史发展证明,人们密切联系的程度越高,社会进步越快,取得的成绩也越明显。互联网把单个个人联系起来了,这样大大提升了创新的效率,提升了社会空间的范围,产生了新的社区,即互联网社区。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空间的新发展和最新形式。这种社会空间,对个人来说是机遇,对于商人来说,是无限的商机。

  网络环境下教育领域的师生间沟通发生深刻变化。移动互联改变了学习教育方式,冲击着师生之间原有的社会关系模式。教师们抱怨学生上课看手机的人越来越多,是学生的原因还是老师的原因?老师们怪罪学生,其实,这里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因素。试想,手机已成为人们感知的延伸,没有手机在某种情况下似乎失去一定的感知,久而久之,触摸手机和不断查看手机就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习以为常,这是学生们在上课查看手机的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当代的大学生是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环境中长大的,在线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对于老师的授课他们可能边听边查阅有关知识和信息,也是习惯使然。如果的教师能够结合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模式上有所创新,通过讲授和启发,让学生在线查阅,甚至互动,然后师生之间再在线下进行互动,教育的意义就变了,教育也就向现代化迈出了大大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深刻反思教育体制改革的内涵是什么?人们经常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适应就业岗位的要求,问题出在哪里?举个例子,从事知识产权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确实不少,但适应知识产权岗位的学生却不多,试想下,如果,从事知识产权教学的老师将网络技术和网络环境下的知识共同运用于教学,那会是什么情景?技术改变了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不是一句空话,关键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关键也在于在实践中如何去应对。用线下社会管理的方式进行线上社会管理会有一定意义,但效果是有限的。

  在当代中国农村,农民使用移动互联已经是常事,甚至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摆地摊中都会使用微信收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99.7%的户所在自然村通电线%的户所在自然村已通宽带。随着技术进步和普及,人们担心的数字鸿沟正在逐步消失。当然,年龄太大的人群依然存在数字鸿沟问题。

  经过七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的沟通方式经历了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电报电话交流到移动互联,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治理带来的变革都将是深远的,培育健康积极的沟通方式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高度重视。

  如前所述,社会沟通是通过一个个沟通主体实现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沟通的结果和效应,既决定于沟通工具,也取决于个体和群体所处的环境:个性、社会人口因素、经济、体制性因素等。到目前为止,尽管移动互联和视频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面对面的交流依然是最基本的交流和沟通形式。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是良好沟通的基础。因此,必须通过不断完善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的工作来引领由于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沟通方式的变革,使线下社会沟通与线上社会沟通有机结合,互为促进。

  移动互联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但没有改变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和社会细胞这一基本事实。和睦的家庭、亲密的邻里关系,是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沟通的基础,也是个人心理健康的前提。童年的记忆会成为一生的记忆,深深刻在每个人的心里,甚至体现在一生的行为中。人们经常看到的事实是,一般情况下,健康家庭与暴力家庭培育出来的孩子在性格、行为、发展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家庭教育会影响个人的一生。家庭是社会核心价值传承、培育、延续的初始环境,也是孩子社会化的起点。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子女会辨别是非,在社会中能够有正确的社会行为选择,面对复杂的社会变迁会表现出自己的定力。一个有着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进入社会后会对生活充满友爱,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这些确实是健康社区和健康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家庭社会学会成为社会学学科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健康的个人心态源自于家庭传承和社会环境。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们要在社会中生存、交往、交流,就必须遵循社会为维持自己既定秩序而建立的各项社会制度、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等。按照社会规范行事就是认同既定的社会环境,只有认同既定社会环境才能被社会接纳。在一个被社会充分接纳的环境中,个体从容坦然,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担心、内疚、自责。只有内心阳光灿烂,才会不产生负面心理。社会有好坏之分,建设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好社会首先要有一套良好、健康的社会规范,例如社会责任感是各个社会、民族中最普遍、最广泛、渗透性最强的社会规范之一。良好、健康的社会规范是社会成员和谐相处的前提。高质量生活品质的前提是朝夕相处的人们都能够承担起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人们能够坦诚自然地沟通、交流和相处。家庭核心价值是互联网时代必须坚守的价值观,因为它是个人梦想启航和个人的社会价值形成的地方。正如习总指出的,“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9]因此,“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10]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建设是社会融合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社区,又名共同体,说的是人们相互依存的生活和工作的社会环境,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从滕尼斯的论述,还是对各国更早的文献分析,以及对各个国家历史事实的研究都可以发现,在一定人文区位上相互依存与帮助而结为生活共同体是人类自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与他人之间有着彼此的社会需要:他们需要沟通、认同、交流、互助、互惠、交易,从而得以生存,提升生活质量和拥有健全的精神生活。社区建设,究其根本意义,是把单个生活的个体通过社区互动和沟通联系在一起,参与共同体事务,建立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标,维护生活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

  社区居民生活,是非常琐碎复杂的,乡规民约只有具体、细致、入微才能形成效力,发挥作用。个体能否得到全体社区成员的认同和称赞,是一个人得以立身的前提。得到认同的关键在于,作为个体的人是否遵循共同体的约定俗成、行为准则。在社区生活中,个人的品行十分重要,个人品行在社区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个人如何处理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如何待人处事。通情达理、设身处地、承担责任、平和友好、乐于助人、与人为善,无疑是最基本的社区生活规则。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社区有着这样的氛围,在其中长大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意义上,社区建设不仅仅建设基层人民的社会生活,也是建设社会的共同未来和共同价值。社会共同价值和共同未来的培养不仅靠媒体的宣传,更要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孕育。社会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未来就孕育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因而,社区要靠建设,也要靠治理,根本上要靠建设。健康、向上、向善、平和、友好等要素组成的基层人民社会生活是社区治理的基础。社区治理应当把精力放在这里才会更加行之有效。

  20世纪以来,社区价值的培育一直是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们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但是,社区也是人们最感到困惑的东西。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早年与自己老师和同学一道把西方学者使用“Community”来表述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概念翻译为“社区”,最初他们是把“社区”作为一个研究单位使用的,即一个具有相互依存的、各个部分的制度搭配在一起的人文区位上的社会组织,“江村”就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社区。这种研究单位后来成为社会政策实施中一个工具,那就是社区建设。在其晚年,费孝通以社会人类学家的眼光看到,“社区中的住户,彼此都很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大家有一种责任感,要一起去解决。这种意识,在上海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邻里关系中,是早就有的。”[11]无论是作为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单位,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基层建设单位,“社区”都包含了一系列社会价值、社会规范,它是健康社会生活的基础。

  国家的凝聚力是社会沟通过程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石。凝聚力是把国家和民族建设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的核心是文化。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可能会把不同的族群联系起来,大家相互认同。历史上,18世纪的英国人进入印度,把这个南亚次的诸多文明区域,以地图的方式表征出来,使南亚次的人们感到了他们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整体,形成了统一的认同。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和莫卧尔帝国的阿克巴奉行的多元文化共同融合也构成了印度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历史基础。印度成为一群由文明小国组成的文明古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全球化环境下,人类社会要继续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寻求共同的目标、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时代要求对未来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基于对历史的追溯、学科的训练、现实的研究和全球问题的思考,费孝通在其晚年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著名表述,就是讲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沟通、融合、欣赏问题的价值取向。民族之间的社会沟通基于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判断,不同民族之间的价值和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具有不同的文化习惯,如果一个民族用自己的价值和思维方式去理解和解释另外一个民族的行为,可能会产生误解。解释当代民族之间的行为,必须了解它们的动机、习惯和价值观,特别是根植于人们内心的核心价值更是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互联网和全球化把人类社会的沟通带向一个新时代,空前复杂。

  70年来,中国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目前依然处于乡土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等几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叠加阶段,这个叠加阶段既表现在空间上,又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人们外部行为和内在心态上。在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社会影响的环境下,移动互联网成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沟通形式。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探索网络环境下社会治理的意义尤为重大,部分人在网络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现代性与内心中的传统价值造成了新时期网络社会中的文化行为偏差。网络社会蕴含机遇,也隐藏着风险。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满足生活需求,提高便利性,创造新的社会环境;但是也有很多人利用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进行网络等,带来社会混乱,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群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将其视为未来社会治理的新趋势新特点新问题。网络社会治理已经不再是遥远的事情,对此,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尽管人与人之间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但不可否认,网络交流的便利,提高了熟人之间密切交流的重要性。[12]随着人们感知习惯的适应和改变,网络交流就是一种现实世界的交流方式,发展互联网文化,倡导健康社会交往方式和沟通方式是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需要积极探索、不断创新。

  领导干部要把社会沟通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联系群众的重要方法,也是作为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修养。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适应新形势下的网络环境,学会在线下线上都能做好调查研究,在线下敢于与群众面对面,在线上勇于与网民讨论,线下和线上结合来解决好群众关心的问题。更要积极通过网络环境下的大数据分析来了解民情,顺应民情,推动社会朝着健康、和谐、积极的方向前进,努力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1][2][3]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2.

  [4] [8] 国家统计局:《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

  [5][7](印度)阿鲁?萨丹拉彻.分享经济的爆发[M].周恂译.文汇出版社,2018:6-8.

  [6](美)朱安妮塔?布朗和戴维?伊萨克.世界咖啡[M].汤素素、金沙浪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推荐序.

  [9][10]习.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线日)[N],人民日报,2016-12-16.